金融文化参讯—北京（赵守兵 梁瑞）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能够承载民族复兴理想的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出明确要求，作出战略部署。

学习贯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各项部署，无论是金融系统，还是金融教育领域，都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紧迫感，深入研究细化任务举措，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在“十五五”时期取得新成就。

当下的现实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在技术上正快速追赶，但在精神与伦理的维度上，却呈现出一种令人忧心的“贫血”状态。这种“贫血”，根植于我们金融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系统性缺失。因此，建设金融强国的征程，必须从一场对金融教育本身的深刻批判与重构开始，亦即，从建设人文金融学科这一根基性工程着手。

现代金融学在追求“科学化”的进程中，成功地为自己打造了一件由复杂数学模型和精妙计量工具编织的华丽外衣。然而，这种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崇拜，已然演变为一种新的蒙昧主义。我们的金融课堂，正孜孜不倦地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金融版本——“精致的计算者”。他们精通期权定价模型，能脱口而出贝塔系数与夏普比率，却对金融行为背后的伦理困境、社会后果和历史教训近乎无知。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一种“去人性化”的金融实践。金融活动不再被视为连接现在与未来、配置社会资源、服务人类福祉的复杂社会行为，而被简化为一场场冰冷的数字游戏。在交易员的屏幕上，跳动的K线图背后，是无数企业的兴衰、家庭的悲欢与劳动者的汗水，但这些鲜活的背景音被彻底静默了。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那些设计并交易CDO（债务抵押债券）的华尔街精英，并非不懂数学，恰恰相反，他们是大过精通技术，以至于忘记了思考最根本的问题：将无数低收入者的次级贷款打包成“优质”证券出售，这种行为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他们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转嫁给整个社会，在伦理上是否承担了应有的责任？

这正是我们面临的“批判的现实”，我们的金融体系，正被一群由我们最顶尖学府培养出来的、极度聪明却缺乏价值锚点的“优秀人才”所驱动。他们用技术的“精致”，掩盖了甚至纵容了行为逻辑的“野蛮”。这种人文精神的褪色，使得金融创新时常异化为“寻租创新”与“监管套利”，使得金融市场在狂热与恐慌的两极间剧烈摇摆，缺乏应有的文化韧性与道德定力。如果我们继续沿用这套培养“金融技师”而非“金融思想家”的教育模式，那么再庞大的“金融强国”也注定是一座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摩天大楼，其内在的脆弱性不言而喻。

将批判的视野投向教育领域，我们会发现，人文金融学科的缺失，并非偶然，而是多重深层逻辑作用下的必然。

首先，是工具理性的全面碾压。在“效率优先”的全球化竞争中，金融被简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相应地，金融教育的核心使命，也被窄化为传授“如何更快更多地赚钱”的技能。哲学、历史、伦理学等“无用之学”因其无法直接转化为利润，而在功利主义的评判标准下被边缘化。这种思潮塑造了一种普遍的认知：一个成功的金融家，不需要懂得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治理智慧，也不需要理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的另一部巨著《道德情操论》中关于“同情心”的论述。这种认知，无异于一种思想上的自我阉割。

其次，是学科壁垒的人为禁锢。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在专业化分工的同时，也筑起了高高的学科围墙。金融学被划归为经济学门类，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老死不相往来。这种体制性的隔离，使得跨学科的对话与融合举步维艰。一位文学教授关于《红楼梦》中经济叙事的研究，很难进入金融学院的课程大纲；一位历史学者对宋代交子崩溃的制度性分析，也被视为与“现代金融”无关的陈旧知识。知识被人为地割裂，培养出的学生自然难以形成整体性的、批判性的世界观。

再者，是批判性思维的普遍匮乏。我们现有的金融教育，更多地强调对现有理论与模型的“接受”与“应用”，而非对其前提假设、内在局限性与价值导向的“质疑”与“反思”。学生被训练成现有规则的熟练执行者，而非未来规则的批判性建构者。他们学习如何在一个给定的市场里玩游戏，却很少被鼓励去追问：这个游戏规则本身是否公平？它服务于谁的利益？它对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当教育失去了这种批判的锋芒，它就只能沦为现有体系的复制工具，而非推动其进步的革命性力量。

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底蕴支撑。优秀的金融文化能够塑造金融行业的价值取向，产生内在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并为法律和监管提供社会伦理基础。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强化全行业道德操守和文明素养，塑造良好精神风貌，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元素、金融理念、金融精神，以厚重金融文化持续滋养行业发展，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因此，建设人文金融学科，绝非在现有课程表中简单地增设几门“金融伦理”或“金融史”选修课那样简单，它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教育哲学革命。

第一，必须推动从“知识叠加”到“思想融合”的范式革命。人文金融学科不能是金融学与人文课程的“物理拼盘”，而必须是二者发生深刻“化学反应”后生成的新知识体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开发全新的核心课程。例如，开设“金融与哲学”课程，引导学生探讨资本的本质、财富的正义、风险的社会建构以及金融化时代人的异化问题。开设“金融与文学叙事”课程，通过分析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笔下的金融世界，揭示贪婪、恐惧、虚荣等人类情感如何驱动市场，以及金融泡沫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滋生。这种融合旨在培养一种“批判性同理心”，即既能冷静分析，又能深刻理解金融活动中的人性维度。

第二，必须重塑教育的核心目标，从培养“技师”到塑造“受托人”。金融专业人士的本质，是社会财富的“受托人”。他们管理的不仅是客户的资产，更是社会的信任与未来的希望。因此，人文金融教育必须将“信义义务”这一伦理核心置于首位，并通过大量的案例教学——无论是历史上的南海泡沫、1929年大萧条，还是当下的ESG投资困境、加密货币伦理争议——让学生在真实的道德两难中进行思辨训练。他们要学习的，不仅是如何实现回报最大化，更是如何在复杂利益冲突中，坚守那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

第三，必须引入“历史的批判性视野”。要让每一位金融学子都深刻认识到，现行的金融范式并非天然如此，更非历史的终结。通过系统学习金融史，他们能看到，金本位制如何兴起又为何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与缺陷如何塑造了战后全球格局；新自由主义思潮又如何影响了金融监管的放松。这种历史视野能够打破对现有秩序的迷信，赋予学生一种宝贵的“历史想象力”，使他们能够洞察当前体系的问题，并思考未来变革的可能方向。

建设金融强国，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略远征。若我们只满足于在技术层面追赶，而忽视其精神内核的铸造，那么即便我们拥有了全球最大的银行、最活跃的股市、最复杂的金融产品，我们得到的也可能只是一个灵魂空洞的金融巨人。这个巨人可能力量惊人，但却因缺乏价值的罗盘，而在资本的迷雾中步履蹒跚，甚至可能因自身的失衡而带来巨大的破坏。

因此，我们必须怀着深刻的批判意识，从源头上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建设人文金融学科，正是这场改革的基石。它要求我们勇敢地打破技术理性的垄断，弥合学科间的鸿沟，重拾批判性思想的锋芒。这不仅是为了培养更负责任、更有远见的金融家，更是为了重塑整个金融行业的灵魂与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