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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母亲——母亲去世二十周年祭
作者:褚建国 发布时间:2023-03-15 阅读:2千+次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同时,母亲的许多旧事又历历在目,如远足的游子对故乡的眷恋那般魂绕情牵。


母亲是一个勤奋好学又吃苦耐劳的人,有着一副古道热肠,率真直性,在街坊邻居有较好的口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在西安工作。母亲经人介绍,到西安与父亲结婚。婚后某一天,西安某棉纺织厂招工,母亲便打算去报名应聘,父亲当然是支持的。


到了招工这一天,母亲一大早就去排队了。登记开始后,每个人需要填一张表——大概就等同于现在的《履历表》吧,但是刚刚解放没有几年,很多人都不会写字。我母亲上过几天速成班和扫盲,颇识得几个字,因为年轻,自我感觉凤毛麟角,其实在他们那一茬人中,确属佼佼者。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当兵到部队,一直是母亲给我写信,印象中父亲就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甚至在我上三四年级时,给远在山西的姑母写信,还是母亲一字一句教我写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母亲一边在织布机上甩梭织布,我坐在小凳子上,趴在一把高椅子上,母亲说一句,我写一句,嘿!奇迹出现了——一篇下水作文,自此我就会写信了。


好啦,还回到正题上。也许是出于好心,也许是出于卖能,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在内,我母亲看很多人不会写字,便急人所难——该出手时就出手,替别人填了一份又一份。看看天色也差不多了,来应招的人也没有几个了,就去要空白表,准备填写自己的。不曾想被告知,名额已满。


那么后来是怎么回去的,怎么泄气,父亲有无埋怨,则不必细说了。不过,在我们这些子女面前,从来没有听见父亲提到过此事,还是母亲自己跟我们当笑话讲的。


后来父亲调到北京,住在南口,母亲带着我也去了。大约就一年多一点的样子,因为家里有60多岁的曾祖母需要照顾和陪伴,母亲便告别父亲,独自带着我回到河南老家。第二个故事就发生在回家的路上。


那时候我才一岁多,身体不大好,听母亲讲,是气管炎,咳嗽起来非常厉害。在火车上,又犯病了,咳嗽憋得我满脸紫红,看看就要没气了,我母亲赶快把这个情况告知了列车员。不一会儿,列车上广播响起来,先介绍了我的症状,然后问哪位乘客会治这个病,请尽快到某某车厢来。
不一会儿,有个老太太来到我们车厢,听母亲说,她用一根缝衣针在我的十指尖上扎破放血,还没有扎完,我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见此情景,我母亲松了一口气。


到了焦作,母亲就抱着我住进了医院。办完入院手续,就赶快给我父亲打电报,让父亲尽快寄钱过来。那时候打电报也得几天(辗转到我父亲手里)才能收到,寄钱则需要更多时间,不像现在一个电话,微信、支付宝转账,分分钟的事,那时候还没有长途电话,好像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在我们生产队的土地上挖沟,我也参加了,那沟很深,挖到最底层的时候,我跳进去就没过我的头顶,当时说是战备电缆,上面分下来的工程,社员们出的义务工。说实话,那时候的群众觉悟很高,只要是国家一声号令,修水库和大江大河堤坝等各种工程,全是义务劳动,修公路、铁路占地也不要钱,更不用说什么GDP了。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挖的沟就是后来的长途电话电缆,因为不久后就可以打全国性的长途电话了。


且说母亲一边在医院照顾我,一边等待父亲寄钱来,结果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收到父亲寄来的钱,我母亲自然是心急如焚。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女生(我母亲仅比我大17岁,但在那时候很普遍,我岳母比我大舅哥也是大17岁),真真地感受到了没有钱的窘迫,自然是沉不住气了,在向同室病友借了5元钱后,又等了两天,还没有收到钱。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没有钱是多么地煎熬呀!于是,她竟然选择逃离,好在我的病已经无大碍,否则现在可能就没有我了。焦作距离我们村还有五六十公里左右,当时她是怎么抱着我赶回来的,我忘了问她了。听我老姑奶奶说:“你老姑父赶着大车,冒着大雪去沁阳接了三天都没有接着。”沁阳是我们的临县,距离我们村大约十五公里左右,那时候通信和交通都很落后,所以不通音信确实不便。后来父亲寄的钱到了医院,医院扣除了应付医药费后,剩下的钱又给我父亲原路退了回去。


后来,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母亲经常唠叨:“我这一生,最亏欠别人的一件事,就是在焦作医院借了病友5元钱没有还给人家!”那时候5元钱虽然算不上巨款,但是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多人的月薪也就30多块钱。我非常理解母亲的心事。欠人家5块钱,终生不安,这就是我的母亲。


转眼到了1958年的大炼钢铁年代。那一年,青壮男子都到北山上炼钢铁去了,生产队就剩下一些妇女、孩子和老弱病残,眼看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能下地的劳动力都出动了,但是人手还是不够,于是生产队组织孩子们帮忙。我母亲就带着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下地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有时捡庄稼,有时摘瓜果、棉花等等。那时我才两岁多吧,也跟着,这一群孩子年龄也参差不齐,四五岁到八九岁不等。所以就像幼儿园一样,一边干活一边玩耍,倒也十分快活。


在我模模糊糊的记忆里,在干活的间歇休息时,有时大孩子们爬树玩,我们那里叫“摸树猴”,有时做些其他游戏,如丢手绢等,有时母亲还教孩子们唱歌,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的祖国》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那时因为年龄太小,只会咿咿呀呀地唱,不懂得什么意思,直到上了初中以后,才慢慢懂了。有时候母亲也给孩子们讲故事,如孟姜女哭长城、白蛇娘娘的故事、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母亲都唱过戏,她年轻时嗓子很好的),我还记得,大约是四五岁时,母亲晚上一边做针线,一边给我讲故事,我就站在她一旁的煤油灯下听。回想起来,母亲对我的影响确实不小,后来妹妹、弟弟们相继出生,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家里人口增加,生活的重负压得父母亲喘不过气来,就没有功夫教导她(他)们啦。而且因为只有父母亲两个人出工,到了年末岁尾我们家总是缺粮户——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其实就是一家人全年挣的工分抵扣不了分得的粮食,当时有人七劳三和人六劳四的核算方式,不管怎样,缺粮户就要欠生产队一些钱,不过还好,欠生产队的钱可以在以后的日子慢慢还,有些家庭甚至多年以后,孩子们都长大了,挣的工分多了,才慢慢补上,这就是一对夫妇能养活五六个乃至七八个孩子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国入口增长最快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是缺粮户,母亲要干男劳力的活,男劳力担茅粪、拉土、拉土坯,她也是一个人拉车,有时候我放学早,曾祖母就让我拿一根绳子去地里帮母亲一把。


这里顺便说一下父亲。我父亲是1961年,大约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好像是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工人支援农业,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回到老家农村的。


回到农村后,父亲先是在生产队当副队长,后来学会了用牲口犁耙地,这个技术活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两口间肯定会互相影响的,父亲的口碑和影响也是一等一的好,记得在文革期间有几年实行评分制,出勤一天满分按10分计,他总是满分。能评上10分的人是很少的,有时就他一个人评上10分。就像有的人说的,在我们生产队,他要是第二,没有人敢当第一,包括其他生产队干部。社员们都觉得他最大公无私,处理一些事情,也是公平公正,因此深得社员们信任。七十年代后半那几年,他已经由副队长转任队长,根据上头政策,村里开始划宅基地,我弟兄四人,我已经二十出头,家里住房也十分紧张,可以申请划一爿,但是因为多年没有划宅基地,需要划院儿的很多,上级也是为了保护耕地,每年给少量指标。当时也是按照群众评议,依次确定的,那一年只有四个指标,我父亲看到只有四个指标,远远不能满足刚需的户数,便直接退出。在我们村住队的公社革委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乡长,是部队转业的副营职干部)郭主任说:“你家孩子多,老大——指我——马上要娶媳妇,我去公社说一下,追加一个指标。”父亲说什么都不肯,最后还是没有要,后来在弟弟们划院上又让了几次。父亲把声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别人劝他,他却说“大家选我当队长,我怎么能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呢”。


我父亲也是一个急人所难的人。有一次,一个邻居得了急病,据说是急性黄疸型肝炎,情况非常紧急,病人的妻子赶快到门口找人,恰好碰到我父亲。她把情况一说,我父亲说“事不宜迟”,就赶快找了一辆平车(我们那里叫架子车,也就是人力车),把病人背到车上,拉起来就往公社卫生院飞奔而去。路上因为病人妻子个子小,跑不动了,我父亲就让她也坐上,一个人拉着跑。到了公社卫生院,医生忙碌了一阵后,病情稳定了。医生说,幸亏你们来得及时,再晚来5分钟,就麻烦了。


还继续聊我的母亲吧!


我母亲这一生真是苦命。年轻时孩子多,生活压力大,跟男劳力飚着干活,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上有老下有小,吃穿都是苦自己。记得有一次割麦子,我母亲出汗特别多,那真叫蓬头垢面。看看别人都没有那么憔悴,于是我问母亲:“你怎么出那么多汗?”我母亲说:“别人都有汗衫什么的,我没有啊!”我突然觉得父母太不容易了,接下来我啥也没敢再说。其实有些事情我早就忘记了,但听我老伴多次说道,第一次经人介绍我俩见面时,也许是仓促,我母亲居然穿着膝盖和屁股上都打着补丁的裤子。为了强调当时我家穷,跟着我受苦,他竟然还记得这个细节。还有一次,是大年三十晚上,因为大年初一孩子们都要穿上新衣服,所以在大年三十晚上让孩子们把新衣服试一试。那一次吃完年夜饭,不记得是哪个弟弟,把棉衣穿上一试,袖子居然短了两三寸。那是去年春节做的,没想到仅一年人就长那么高(平时都舍不得让孩子穿,)大人们常说:半大的小子,不见人长,只见衣服小。这下子母亲慌了神,立即到处找相同的布料,连夜缝上一截。但是毕竟是过大年,接上一截袖子,那多难看,不过外面加个外套,能盖住的,然而弟弟还是一肚子不高兴,觉得很委屈,但最难受的还是母亲,大人的心情孩子们怎么会理解呢?可以想见,那个大年夜,母亲是怎么度过的!另外,打我记事,父母亲从来没有做过新衣服,即使是春节,能让孩子们高兴就很不容易啦,而且一到冬季,母亲就没有一天早早休息过,总是熬到半夜,这个补那个缝的,听说有一次因为太困了,竟然从炉台上摔了下来。平时去地里干活,也要带上针线活,中间休息时,也要扎几针(如衲鞋底子等)。


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困难,家里吃顿肉很不容易,但是一到过节,父母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到肉。尤其是还有我们年迈的曾祖母——我父亲是11岁那年,就是大饥荒的1943年,曾祖母说是民国32年,爷爷奶奶带着还小的姑姑、叔叔们外出逃荒,后来他(她)们全部饿死在外地,把我父亲托付给还年轻的曾祖母(曾祖母没有子女,但她会弹棉花,就凭着这门手工艺,日子还算过得去),才留下了我父亲这一条根。所以父母无论多么困难,总要想办法吃顿肉。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中秋节,母亲把院子里石榴树上的石榴摘下来——那一年的石榴结的很多,长得也很好——拿到十多里以外的集市上,卖了几块钱,买了一副羊内脏。买回来后,又好一顿收拾,又做汤,又做菜,让我和弟弟妹妹们结结实实过了一把瘾。那个中秋节似乎是我长那么大最丰盛的一次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因为我们家困难,买不起缝纫机,母亲老是到对门一户借用人家的缝纫机缝补衣服,还好,那一户人家很厚道,跟我家关系也好,理解我们家的困难,从来没有露出烦的意思,所以母亲一直借用人家的缝纫机许多年。平常见不到母亲时,去到人家家里,十有八九能找到,就是在用人家的缝纫机做衣服。


我母亲五十多岁就患上了糖尿病,各种并发症折磨得够呛。后来又患上了冠心病,那时候还不到六十岁,真的命苦——受了一辈子苦,好不容易把我们几个拉扯大,娶妻生子,把子女的事情办完了,落下了一身病。
最悲催的还是最后的日子。


这个话题源于我们弟兄几个对医学的无知。


那天晚上,我在单位值班。突然,妻子跑来告诉我,说母亲冠心病复发,在家的三个兄弟等不及120医生到来,已经把母亲背上大卡车,去县城抢救去了。我有些疑惑——没听说母亲的病这么严重过。于是我说:“等一会儿看看兄弟们的消息。”妻子说:“不要犹豫了,我预感很不好。”看着妻子焦急的样子,于是我让儿子开着单位的车直奔温县人民医院。
来到急救室,我母亲已经昏迷,医生问:“刚刚进行了一轮抢救,接下来怎么办?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效果怎么样还不好说!”这时候我和三个弟弟都非常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打电话给焦作市中医院院长(我们村人,论辈分我还要叫他爷爷,这之前我母亲曾多次去他那里看过病),问他该怎么办?他当时怎么说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于是我跟弟弟们商量后告诉医生说:“尽最大努力,不惜一切代价!”于是,医生们开始使用电击助心脏起搏,那场景不忍目睹。只见我母亲的身体被电击得弹跳老高,我心里忐忑不安地想“这能行吗?”果然,医生们折腾了十多分钟后说:“看来没什么希望了!”于是,按照老家的习惯,给母亲挂个吊瓶往回拉,因为我们那里有个风俗,就是人如果已经断气,就不能进入家里了,说是为了保佑家人的吉利和平安,不过人们都采用挂吊瓶的方式,表示人还有一口气。就这样,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她老人家还不到64岁。


后来,不知在和哪个医生沟通交流时,了解了一些常识后,我的肠子都悔青了。原来,我的母亲已经患了多年的糖尿病,后来在几次住院时又检查出来冠心病。医生说,冠心病发病时,不能动病人,应该让病人躺下,在服下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后,尽快拨打120……而我和弟弟们都不知道这些常识,当母亲难受时,居然在等待120的时间内,怕久等误事,便把母亲抬上大卡车(当时家里没有小汽车,只有弟弟们干活用的工程车),然后飞速赶往县城。这就犯了冠心病抢救的大忌。弟弟们了解了这个情况后,都是捶胸顿足地后悔,然而已经是于事无补了。不过,后来街坊邻居也理解地说“这是没有奈何的事,谁也不能看着老娘在那里难受等死。”但是,这却成了我们弟兄们永远无法抹去的心结!


另外,我还看了一些文章,说如果知道病人无法抢救时,就不要再折腾病人了,让他们平静、安详地故去。文章说,人在最后的时刻是很难受的,再加上瞎折腾一番,更是非常痛苦的。我就想,母亲的最后时刻被电击了几次,不知道给她老人家造成了多么难以描述的痛苦!但是,我又想,也不知道哪个人经历过这个时刻,居然了解临终人的感受,并写成文章告诫世人!如果电击或者其他手段有效果,能够把垂危的病人抢救过来呢!?
但是,这两个情节,使我每每想起来就心里难受!


母亲离开我们20年了,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我们兄弟姊妹中就有小汽车六七辆,假如母亲能活到现在,情况会好得多吧!


编辑:天骄

审核: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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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作家芳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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